11月份石家庄市商品房价格环比微涨 限购继续


 发布时间:2021-04-11 11:31:19

无锡成为国内首个根据“新国八条”内容出台限购令的地级市。“无锡十条”的着力点在从紧的房贷政策上。按照新规,各商业银行暂停发放居民家庭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贷款;对不能提供一年以上本市纳税证明或社会保险缴纳证明的非本市户籍居民暂停发放贷款。至此,无锡与北京、上海、广州等16个一、二线城市和山东省,成为首批出台限购令的地区。三线城市比照一线城市,不仅反映出“新国八条”的行政刚性不容弹性执行,更反映出政策架构对于限购令传导到市场后的效应也有所预防:如果限购令仅仅针对热点地区,那么被驱逐出“境”的巨量资金仍可能在二三线城市聚集,推动楼市在二三线城市波浪式兴奋。

因此,将限购令适用范围扩展至具有投资“比较优势”的三线城市,是理所当然。事实上,无锡本来就在住建部已拟定的第三批执行商品房“限购令”城市名单当中。尽管进入限购令名单的城市在继续增加,但多数城市却依然保持静默。这一事实充分表明两点:一是限购令确实具有强大的杀伤力,入市门槛的垫高和信贷收紧足以令楼市迅速冷却。因此,越是高度依赖于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就越会考虑由此给施政惯性带来的强力冲击,并因此踌躇不前。二是再严厉的政策,在面对积习已久的体制范式以及庇佑的复杂利益格局之时,都难免遭遇缓冲,甚至势如“拔河”。

由此导致这样的情形:一方面,限购令已经成为市场的主导者,并开始强力左右市场中人的投资乃至生活选择;另一方面,限购令的适用边界在哪,却又缺乏清晰的界定,如有多少城市理应按时出台相关政策,限购令的适用期限是多久,在什么指标下恢复正常。当市场的主导者面目不清之时,实际上市场的规则也就会变得面目不清。而市场规则的模糊必然导致市场预期的模糊,从而导致交易系统和交易行为的紊乱,变相增加市场的非理性因素。那些静默的地方政府之所以采取“拖刀计”,原因无非是缺少实行限购令后的明确利益预期,并对规则模糊存有侥幸心理。

而同样的心理也作用于普通投资者:如果预期不明确,一旦政策有所调整,哪怕仅是微调,狂热将重新席卷市场。无论是限购令还是其他配套,让楼市回归理性是政策的最终诉求。如果政策成为下一轮投机情绪的孕育平台,则无疑需要加以改进。就限购令执行现状而言,一方面,强化对地方政府的问责自是严肃调控的应有之义,也是令市场规则不因行政手段强力介入而模糊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限购令仍然要尊重市场规律,防止政策效用代替市场所具有的自净和调整的作用,力求明确市场的预期。而要做到这一点,单从市场需求方面进行调控显然不够。

所有微观市场无非是宏观机制的适应性折射。只有土地政策、财税体制的总体改革跟进,楼市的稳定发展机制才有可能真正确立。( 徐立凡 媒体人)。

去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发布“国十条”、“国八条”,对快速上涨的居民住房价格进行调控。目前,调控已初见成效,但要从根本上稳定住房价格,还需要对调控面临的难点进行深入分析和破解,将政府的科学调控措施进一步落实。一、政府调控房价面临的难点 我国从1998年开始取消福利分房,转向由市场调节住房供求以来,用10年左右时间就解决了大多数居民的住房问题。但住房的市场化改革也带来了房价过快增长、房产资源占有不均、房地产业波动较大等问题。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比较复杂。社会公平与市场效率的矛盾。政府调节住房供求遇到的最主要矛盾就是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选择。计划经济时期由政府统一分配住房,保障了群众住房的大致公平,但损失了效率。1998年以来的住房市场化改革有效地激发了市场各个主体建设住房的活力,但同时住房占有的贫富不均也充分显现。为了保障社会公平,我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建设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2008年又针对住房价格的快速上涨出台了一系列调控政策。而调控政策往往是“双刃剑”,政府的直接调节有利于社会回归公平,但也对市场效率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害。在实际生活中,公平和效率没有明显的分界线,政府需要的公平往往要以牺牲一部分效率为代价;而效率又是以市场利益为导向,客观上不承认公平。

这给政府调节住房供求中的公平和效率带来很大难度。土地资源短缺与土地需求快速增长的矛盾。我国土地资源总量不足,既要确保18亿亩耕地用于确保粮食安全,又要满足不断增加的建设用地需求,政府选择空间较狭窄。而且我国土地资源分布不均,发达的东部和中部是我国人口密集区,城镇化潜力巨大,但这些地区土地严重短缺。由于土地资源的不足与我国建设用地需求旺盛的矛盾,政府需要通过价格机制对土地需求者实行优胜劣汰,让一部分对土地的需求转移到别的地区,这样做的结果却也让一些合理需求受到抑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目标的矛盾。由于所处地位的不同,我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调控住房目标上存在差异。一是中央政府把公平放在首位,兼顾效率;而地方一般是着眼于效率和效益,兼顾公平。二是中央政府的调节往往是原则和抽象的,而地方政府的调节是具体并可操作的,二者在实践中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三是中央政府的目标和措施具有全国的统一性,而地方政府要考虑地方特色,目标和措施具有多重性。四是中央政府的调节是长期和均衡的,而地方政府的调节却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存在调节目标差异的情况下,客观上会弱化社会对中央政府调节住房市场的预期。

调节的可持续性与政府选择差异的矛盾。在市场经济社会,市场调节客观地存在滞后和失灵的现象,需要政府有持续的事前指导和事后校正。在住房领域,市场调节同样难以满足困难群体的需求。当今发达国家为解决社会困难群体的住房问题,住房社会保障覆盖面通常在25%至30%以上,而目前我国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还不到城镇家庭总户数的10%。在今后较长时间内,调节住房供需矛盾将成为我国政府的基本职能。在如何履行政府的住房保障职能问题上,不同层次的政府、上下级政府以及政府不同部门领导的认识都存在差别,在住房制度安排和调节力度方面具有区域性和个人的选择特征。例如,保障性住房的建设主要依靠地方筹措资金,但保障房的建设投入基本上是无回报或低收益的行为,在地方政府有多种投入比较的情况下,能否按照保障要求投入住房建设资金,往往成为对地方政府持续发展能力的一种考验。二、政府进一步科学调控房价的基本思路 居民住房问题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全局,政府进一步对住房价格进行科学调控,应综合采取经济、法律和行政等方式进行。加强住房立法,政府依法履行调节职能。在现有条件下,我国政府既是一个参与社会经济运行的经济主体,又是一个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主体。

客观地讲,我国政府承担着比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更多的职能。一些地方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受政府领导人的选择、上级考核目标及可支配的资源状况等约束,在一定的程度上具有重效率、轻公平的非理性行为。要保证政府公平、理性、规范地对住房市场进行调控,必须通过立法形式进行约定。住房方面的立法主要包括住房法、住房保障法、保障房管理条例、保障房资金筹措办法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建设有利于明确政府住房保障和调节住房的职责,有利于社会其他主体依法享受住房保障的权利,同时也履行应尽的义务。

城市 商务 住房

上一篇: 评论:房价继续上涨谁该感到恐怖

下一篇: 专家教你如何分享股市和房市的盛宴?



发表评论:
相关阅读
热点话题
网站首页 | 网站地图

Copyright © 2012-2020 峰回分类网 版权所有 0.507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