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嫁女”:嫁给西班牙人并不等于融入当地社会


 发布时间:2020-10-20 08:50:33

自然界的地震、海啸、山洪、飓风等自然现象,让人闻之而惊悚、后怕。如今的金融海啸,不同于一般自然界的海啸,损伤、刮倒甚至会淹没曾经风光一时的经济腾飞中的繁华景象,但是金融海啸的海浪没有冲垮一间房子,也没有卷走任何一个人,可是它打乱了金融、经济的秩序,更打垮了人们心中的信心和信任,这对于在西班牙本来就不牢固的的华人社会内部结构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让相互的信任越走越远,使得在经济危机下的华人对未来生活的信心充满迷雾,曾经一度坚守的层层道德防线,随着经济危机的加深使得自身生活现状逐渐恶化而不断失守,这种后果决不亚于自然界的海啸,由此海外华人社会内部危机比经济危机还可怕。原文摘录如下: 如今在西班牙不管有没有合法居留的华人同胞中,有多少没有饭吃,即使能够找到工作,也是步履维艰,早年一直到现在的工人保险问题、居留更换问题、劳工合同问题等,一直是西班牙华人社会挥之不去的一片阴影,对待工人的工资美其名曰与老外看齐,而相关的一些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则是趋之若鹜般的雷同,并以莫须有的名义而不了了之。

这些仅是西班牙华人社会危机负面表现中的冰山一角,从本质上来说,这是道德的沦丧和社会责任的缺乏,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自私心理的驱使下,这对普通打工族的影响是巨大的,让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在不断加深,生活所迫让一切向钱看的状况导致道德底线一再受到挑战,人们已经不再相信“人性本善”的理论,任何破坏既有道德的行为很少被制止,反而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为赚钱而不择手段的情况更是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使得人们普遍缺少社会责任感、精神归属感和个人价值的正确定位,从而导致了经济活动的成本和风险在不断增加,个人在整个社会中更显孤立,发展必定受到限制。从此意义上来说,社会危机一旦形成气候,而且没有公众的集体努力任由发展,相信海外华人社会危机比经济危机本身还要可怕。美国的麦道夫骗钱案就是本次经济危机中最有代表性的个案,从侧面可以折射出西班牙华人社会存在的危机。麦道夫在过去的十几年时间骗了数百亿美元,采取的手段是直接的赤裸裸的欺骗,他没有像农民生产一粒粮食,没有像工人开采过一滴石油,没有为社会增加任何的财富,只是在不断地制造泡沫,用表象的财富吹嘘,换取别人货真价实的财富。

以此参照在西班牙的华人社会的种种不良现象:组织偷渡,倒卖工作合同和住家证明,有偿帮办扎根居留等,昧着良心中饱私囊,这种做法的性质实际上和麦道夫是一样的,只是麦道夫的手段是直接的、赤裸裸的,而上述的一些空手套白狼的做法,其手段是间接的、被遮盖的而已。显然,不管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这些做法都是违背社会基本常识的,而恰恰这些常识似乎已经成了西班牙华人社会中大家心照不宣的、公认的秘密,一同被大家视作为“皇帝的新装”,混装成华人圈内的潜规则,海外华人生活的特殊性,也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华人社会内部的危机日积月累直至恶性循环。危机出来了,得承认、不回避,同时需要拨正,首要的是需要大家有信心,但信心的基础是诚实、是信赖。越是处在危机的环境中,大家就越没有信心。试想,如果我们身边还隐藏着许多兼职的、专职的、间接的或直接的麦道夫在欺骗着我们,我们的信心如何再建立起来?诚实、善良、关爱、责任……这些精神品质是全社会财富以及促成社会和谐、化解社会危机的基础,失去这些基础,物质财富就像是建在沙滩上的高楼,难以持续。

精神品质是如此的重要,但在一个有着重重危机的社会环境中去谈爱,强调诚实,常常会显得可笑、幼稚。也确有人想利用物质世界的原则去促进精神品质的进步,但常常显得力不从心,有劲使不上。其实,物质和精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物质世界有物质世界的规律,精神世界有精神世界的法则,如果用物质世界的手段去解决精神世界的问题,就如同用尺子去量温度,也如同用温度计去称重量一样的不可能。因此,笔者希望看到,能够有更多的人在危机中和困惑中反思危机的根源,力图用诚实、善良、关爱、责任等去化解华人社会内部的危机,团结人心、启发智慧,营造海外华人社会的和谐、安宁、和平。(姚云)。

一项最新的研究结果显示,德国人的社会地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家庭出身,甚至可以追溯到曾祖父母一辈。研究者指出,相比其他国家,德国人要实现代际社会阶层攀升的难度更大。据德国当地媒体报道,这项研究由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以及西班牙马德里大学共同进行。研究人员分析了众多家族在20世纪前后四代人的社会地位,并且发现,在能够决定一个人社会地位的各种因素中,大约有60%的因素能够从上一代传递给下一代。这些因素既包括遗传天赋,也包括社交关系网。研究指出,曾祖父母的教育水平以及职业状况对其曾孙辈依然具有显著影响。

该研究项目的负责人、经济学家布劳恩博士(Sebastian Braun)说:“这意味着,在德国,社会不公只能很缓慢地消除。曾祖父母的社会地位越低,他们的曾孙辈现在的社会地位也越低。长辈的低社会地位会成为后代的负担,阻碍其向更高阶层流动,这种作用在四代之后依然存在。” 相应的,那些有着高阶层曾祖父母的人,今天的社会地位也相对较高。这项研究也推翻了以往多项研究的结论。此前,不少学者都认为,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大约只有30%到40%取决于父母,社会不公对家族造成的影响能够很快被消除。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学者指出,以往的研究缺乏可靠的代际社会流动数据,而只分析了父母与子女两代人的数据。

布劳恩说:“我们现在分析了两代人以上的数据,从而能够有效消除‘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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