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酒店业受中国投资者追捧 旅游业欲打节日牌


 发布时间:2020-11-23 02:29:05

将加强对签证发放流程的管理,重新审订对中国公民发放商务和工作签证的条件和要求,以确保持有各类赴巴签证中国公民的安全。声明说,巴内政部近日召开高级别会议,旨在加强签证发放流程透明度,杜绝滥用巴中两国间的签证互惠制度,同时理顺对赴巴进行政府批准和资助项目的中国公民工作签证的发放流程。会议决定,巴驻外使领馆将只被授权向中国公民发放有效期为一年的多次赴巴工作签证,且签证发放机关需事前证实其参与项目的真实性,并获得中国官方出具的安全许可。工作签证延期办理只能由巴内政部批准,相关办理人员届时需递交其雇佣单位的延期申请以及相关文件。会议还决定,鉴于此前发生过个别持伪造或假文件在巴驻外使馆办理赴巴签证的案件,此后相关机构向中国公民发放商务签证和商务落地签证需事先获得巴指定工商会认可或发放的邀请函或派遣函,同时还需持有巴驻外使馆商务官员或巴其他驻外机构指定从事商业促进活动官员的相关证明文件。巴内政部长尼萨尔在该会议上指示内政部在签证发放,尤其是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流程中堵住漏洞,确保签证发放过程的透明度。

他还敦促巴相关登记机关加快统合在巴中国公民的信息,以便与巴安全机构共享该信息,从而安排相关安保措施。

4月24日的该报上的一则新闻“870中国客工准证突取消”,再一次涉及到了劳务这个行业。通读全文,感觉到这次的罪魁祸首又是“中介”。这个行业里充斥着各种丑陋面,各个环节都面对道德、良心甚至法律的冲击,以至于笔者宁愿无业,也要逃离这个深渊。此文谨以来自中国的客工为例。文章摘录如下: 首先,来看一下一个中国工人要来新加坡工作的整个程序。大体上所要面对的是:国内中介-新加坡中介-雇主。他先要向国内中介报名,等待面试(包括电话面试,视频面试,有时雇主会派人到中国现场面试),国内中介将资料发给新加坡中介,新加坡中介负责在新加坡找雇主。面试成功,新加坡中介负责申请工作准证;批准后国内中介负责安排行程,工人交中介费;新加坡中介负责接机、安排体检、送到雇主那里报到。之后,这个工人就可以正式做工了。以上过程适合大多数工人的情况。如此明了的过程中,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状况。为什么中介费那么高? 上面的新闻中提到,受影响的客工中,中介费最高达1万2000元,最低的也有5700元。这些费用都让谁赚去了?为什么中介费那么高?其实这里面有诸多因素。3年前笔者刚刚入这行的时候,劳务市场刚对中国开放,那时新加坡中介收的最高的中介费是4000元(以笔者曾经工作的公司为例),正因为这个新兴市场(当时主要涉及餐饮业)利润高,致使很多人都转做了这一行,也使现在的劳务中介良莠不齐。

中介多了(不管有执照的还是没有执照的),大家就要抢生意,于是有人开始私底下给老板塞钱了。老板的胃口越大,新加坡中介给中国中介的报价就越高,直接导致了中介费的水涨船高。大概半年前,媒体对老板收钱的事进行过一次广泛的探讨,人力部出台或强化了一些相关政策。然而笔者看来,正是这次讨论,不但没有把这种现象遏止,反而使其更加恶化。因为当时收钱的老板都是餐饮业,报纸一报道,等于“通知”了其他行业的老板,“噢,原来聘用中国员工还有这种好事啊!”于是乎,制造业、服务业等只要能聘用中国劳工的老板都开始尝试要钱。中介费如此高的原因,还因为中国中介分很多级,工人可能是通过了好几级中介才到了真正与新加坡中介直接联系的中国中介,每一级中介都要赚钱,所以中介费自然高了。另外,新加坡中介也是存在转介绍的情况,一个职位可能是从另外一家中介公司拿到的,只是总体而言,没有中国国内中介那么多级。为什么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半年前人们就知道老板收钱是个公开的秘密,为什么这种现象到现在还存在?依笔者看,关键在于人力部的一条政策上:老板收钱,要罚款或坐牢,以后一段时间内不可以再请外劳;中介给老板送钱,人力部准证吊销,2万元押金没收。

此政策本身没有错,新加坡法律严明,谁犯了错,都要受到惩罚。可是这是一条互相制约的条例,因为“送钱”这个行为只是发生在老板和中介之间,一旦发生,两个都罚,那谁会主动去投案举报呢?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以现金来往,不走支票或过账,以至于根本就没有证据。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要想遏制这种现象,就必须放宽一方,鼓励一方举报另一方。笔者倾向于先放宽中介一方,严厉制裁收钱雇主,鼓励中介举报主动收取费用的雇主。雇主才是源头,只有抓住了源头,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最后,依笔者看来,目前的劳务市场(这里主要针对中国劳务)依旧混乱,没有行之有效的规定来规范大家的市场操作,大家为了经济利益而无视法律的约束。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具体规范起来中的细节问题相当复杂。要想建立起一个健康的,良性循环的行业,还需要各方的努力,不管这个努力是在法律上的,还是道德上的。笔者呼吁,收钱的老板们,别再把请中国工人当成“赚钱”的一种手段了。劳工们遇到问题,一定要用正确的途径表达意愿,问题肯定可以解决,要相信新加坡政府和法律。(李建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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