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术年会让研究生走出实验室


 发布时间:2020-11-25 11:14:07

浙大刚开学校内网上便贴出了一个名为“上海交大自主招生面试有这么一题”的帖子,一经贴出就得到了众多回应。原来,这道题目的内容是“谈谈你对浙大院士课题组成员论文造假的看法,如果你是浙大校长,你会如何处理这件事情?”。这样的题目让许多浙大学子有些无法接受。在网上人们戏称之为一个帖子引发一场虚拟“掐架”。(2月18日《青年时报》) 前段时间,全国各地媒体都相继报道了有关浙大院士课题组成员论文造假事件,引起大众舆论的广泛关注。这样一个性质恶劣的事件对于各大高校和学术界本身来说已经是非常“丢人”的一件事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当有些地方或个人以某种特殊的形式来讨论这个话题时,还是有一部分人出于对自己学校“护短”的心理,总想让别人闭嘴。其实在我看来,之所以浙大的一部分学生“一触即怒”、“一点就着”,其原始出发点还是对自己母校的一种“热爱”。但是就现在事情的进展来看,浙大仍然没有拿出一样像样的姿态来,比如公布对院士的处理决定、比如向全国学术界的公开道歉。

而只是解聘些了那位论文造假博士后以弃车保帅,要知道任何一起学术造假事件,其首要的责任人就是校方,在校方监管不利、助长歪风邪气的学校里,怎么可能不出学术研究现造假事件呢?对于这样的事件,既然媒体已经公开了,学生们就不要再抱着一种“家丑不可外扬”的心态来维护自己母校的形象了。即使这样的形象能维护得住,这也只能是暂时的,在面对下一个丑闻时,我们还是束手无策。作为出题一方,上海交大是国内首屈一指的理工科高校之一,出这样的题也正反映了他们紧扣时事脉搏、严肃学术风气的态度。在自主考试中,主考官出了这样的题是在考察一个新生对于学术的态度是否严谨有度,其科研理念是否刚正不阿,而在大学之始就给学生灌输这样的信息则更有助于提醒他们在日后的学术工作中所应该注意的问题,这对于在一个大学里端正治学态度是极其重要的。其实,我并没有站在任何一方说话,我是一个北方的在校研究生,也没有必须为任何一方说话,我只是在站在我应该站的立场上发表我个人对于这样一件事的态度。

到现在为止,一提及上海交大以住的“汉芯 “造假,笔者仍然是深恶痛绝,而对于此次事件,我只能说上海交大出的题没有任何错误,更没有任何指向和攻击的态度。他们只是对于学术研究出了几个常识性的题目,根本没有小题大做的必要。虽说在网上暴跳如雷的一些学生是受自己的母校的,但是这种受仍然是一种“小爱”,是一种“伪集体主义”。之所以我称之为“小爱”和“伪集体主义”,是因为这种爱和这种集体主义是不利于一个学校真正的发展的,更是不利于整个国家学术界的公开竞争和良性循环的。所以到最后,我还是要奉劝一下网上叫骂的学生们:面对学术造假,请收起你们的“伪集体主义”,把眼界放大,把愤怒运用到自己的成长、学校和学术的发展上来。作者:王传涛。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被指“学术造假”的风波还没停息,便传来任继愈、季羡林两位学界泰斗同日辞世的消息。人们禁不住从心底发出一声叹息,担心跟随大师们一同远去的还有扎实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学术身患“顽疾”,造假成风,谁是幕后推手?拿什么拯救? 症状 学术造假成“顽疾” 如今,学术造假者的胆子要多大有多大。某校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在个人简介中所列的77篇论文,被指“全是对某位科学家、某段科学史或国外某种思潮的介绍,任谁找几篇参考文章都写得出来”。某校汉语言学院副教授剽窃宋史研究专家周宝珠教授20多年前发表的论文《略论吕惠卿》,竟然“长达1.1万字的正文只字未改,仅把注释括号由圆的改为方括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感叹道:“学术造假在今天居然成了一种风气,并有越演越烈的趋势。”他告诉记者,现在学术造假的形式、手段、层次比起以往都有了很大的“提升”,一些名校教授,甚至一些校长、院士也参与其中;抄袭还是小儿科,冒充挂名的现象更令人担忧。诊断一 评估机制亟待改进 最近,刚从厦门大学退休的易中天把大学比作“养鸡场”:“现在的大学采取量化管理,规定老师们从讲师升为副教授,要发多少篇论文,从副教授升为教授,又要发多少论文。

在这样的制度下,大学里的老师变成了母鸡,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发论文了。” 岂止是老师,据笔者了解,不少高校有将研究生学位与发表论文数量挂钩的制度,比如硕士毕业需要发表1篇,博士毕业需要发表3篇,再加上一连串的限制条件,比如必须刊登在A类、B类核心刊物,被SCI、EI等世界著名文献检索系统收录,恰如易中天戏谑的“大学中还规定母鸡下蛋要下在什么地方”,结果是不“生蛋”则“滚蛋”。如此“量化考核”,求“量”不求“质”,难免导致学术浮躁。有需求就有“市场”。一位在校研究生揭开其中门道:“现在的‘论文代理’很多,版面都可以买,他们不定期地在学校BBS上登小广告,从一般刊物到核心刊物,多达几十种,要价从每版150元到2000元不等。” 对此,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学风建设委员会副主任葛剑雄教授认为:“中国的学术放之世界,论文数量是增加不少,质量却并无明显提高,盲目追求数量上的一流,恶性竞争也自然而生。”他指出:“考评学术的数据可以有很多,比如引用次数,而我国只求‘量’的学术论文有很多是从没被引用过的。我们最需要的是建立更为合理的学术评估机制。

” 诊断二 要“打击”更要“建设” “在国外,学术造假代价太大,根本没什么人动这个脑筋。”一位英国留学生告诉记者,国外的学术规范让人如履薄冰,“不仅学位论文,就是平常的课堂报告、课程论文在引用他人内容时都要注明出处,否则放入庞大的论文库中对比检索,只要有一个短句抄袭都会被标示出来,受到零分成绩、取消学位或者开除学籍的处分。” 与此相对的,是中国式的“隔靴搔痒”的处分方式。据某高校教务行政人员透露,学术造假行为一旦出现,有关部门首先考虑的一定是怎样保全脸面,能瞒则瞒,只要上级部门不追究,往往都从轻处理、内部处理。况且,就目前的法规来看,也没有明确制裁学术造假行为的条例,造假者大可不必担心受到法律责任追究。他点出关键:“造假的成本和代价都很低,而收获不少,何乐而不为?” 在葛剑雄看来,“打击”诚可贵,“建设”价更高。他说道:“老师犯错,应该严惩不贷;对于学生在论文写作中出现的不严谨之处,则应以教育为主,逐步帮他们树立学术规范。” 诊断三 沉住气把持住自己 颇为引人注目的是,近年来身陷“抄袭门”者,多半顶着显赫的光环,或是教授、院士,或是校长,而且在剽窃案中,大多是他们的学生执笔操刀。

方舟子告诉笔者:“学术造假”事件频出,与科研教育体制的一些弊端有关,官本位的体制导致学术评估权力掌握在行政人员手里,他们没有能力或没有精力对学术成果做具体的评估,他们会数论文的数量,却不看科研工作的质量,从而刺激了各种各样的浮夸、造假。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承认学术体制的漏洞,却又指出:“人心是比体制更让人担忧的!”当学术造假如洪水猛兽般扑来的时候,杨扬说,“每个人能做的只是小心翼翼地把持自己”。本报实习生 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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