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爸吹牛家里有古董 儿子当真狂花钱欠债十几万


 发布时间:2020-10-01 11:28:19

又逢重阳节。84岁的崇州市民李素珍(化名)边吃着午饭边念叨起二儿子。今年7月,她如约从三儿子家到二儿子家居住,敲门却无人应答,甚至见到儿子后还被拒绝进屋。无奈之下,李素珍向法院提起诉讼,将三个儿子一同告上了法庭。经崇州法院审理判决,李素珍在大儿子和三儿子家轮流居住,今后若因病住院产生费用等,则由三兄弟按比例分摊。李素珍膝下有三个儿子。由于老伴去世早,她又体弱多病,加之还没居住的房子,只好在孩子之间轮流居住。早在2007年9月1日,三兄弟就针对母亲的赡养问题,签订了相关协议。协议上,李素珍在老二和老三家轮流住,各处居住三个月。同时,她得给一同居住的孩子缴纳生活费,至于金额多少则由老人决定。协议签订后,长达9年的时间里,老人都是轮流在各家生活着,可今年老二突然就不同意了。今年7月,李素珍到二儿子家居住,可任凭她怎么拍打二儿子的家门,均是无人应答。今年7月,李素珍一纸诉状将儿子们告上法庭,要儿子们给付相应赡养费用。法院审理了此案。法庭上,除二儿子外,老人其余两个孩子,均表示愿意赡养老母亲。10月9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崇州法院了解到,经审理查明,李素珍确实无自有住房,且二儿子的确拒绝让母亲居住。

对此,法院认为,子女对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的父母具有法定的赡养义务,应当履行对老年人经济上供养、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义务,当庭对二儿子的行为进行了批评教育。针对李素珍提出的三个儿子每月支付1500元赡养费的要求,法院查明其退休收入为2268.95元/月,远高于当地最低生活水平,足够其日常的生活支出,遂不予支持。同时,李素珍提出不愿再到二儿子家居住,法院考虑到老人今后的身心问题,遂判定老大和老三轮流接其居住,每处居住三个月。但今后,李素珍因病住院产生的费用(扣除医疗保险报销后)和护理费用等,由老大、老三各承担30%,老二则要承担40%。崇法宣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力。

这次下了“血本”。他租住在上海一间“贵得不得了”的小旅馆,待了10多天,花了一万多元。每天不是去派出所,就是去学校。只要一想到全村最有出息的儿子,如今下落不明,他就忍不住抹眼泪。图片由家属提供 两周前,因为“没钱了”,他不得不在上海火车站住了一夜,坐最便宜的一班火车回云南。杨映远的儿子杨利民,大眼睛、高鼻梁,脸型周正、皮肤黝黑。除了帅气,他还是整个云南省临沧市耿马县勐撒镇老百姓眼中的骄傲,他是这个“十年都考不出一个大学生”乡镇最美的“光环”——同济大学航空航天与力学学院学生。但从7月16日开始,这个“光环”渐渐褪去了它的亮色,越来越淡。这一天,他最后一次被发现踪迹,是在马路监控画面里,监控显示他从学校附近一家网吧出来。9月15日,在杨利民失踪两个月后,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杨映远时,他抛下一句,“警察、学校都没办法,我想我儿子可能找不到了。

” 班里唯一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学生 杨利民从小就是一个“学霸”。去年高考,他以全镇第一名、全云南第420名的好成绩迈入了同济大学的校门,走进了大上海。父亲杨映远初中文化,母亲不怎么识字,对于这个儿子的出色表现,夫妻俩感觉就像是买了彩票中了头彩一样,打心眼里庆幸。尽管家境贫困,但能有一个考上同济大学的儿子,这个家的未来可以预见一片光明。这两天,在哥哥两个月都没有音讯的情况下,杨利民正在念高三的弟弟给家里撂下一句狠话,“我也不想读书了,读书根本没用。像哥哥那样好不容易到了上海,还是跟别人差了好几个等级,这书根本读不起。” 7月10日,杨利民最后一次与父亲通话,他告诉父亲,自己过两天就回家。这天,杨映远听到,电话里有人问杨利民,“你在跟谁通话”,后来电话被很快挂断。

此后,他再也没有联系上儿子,儿子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这显然不是父亲眼中懂事的大儿子的一贯风格。儿子虽然性格内向、话不多,但却保持了定期与家里联系的习惯,尽管总是报喜不报忧。大一新学期开始后,杨利民学习成绩一直不太好。老杨在电话里问了他好几次,他总是支支吾吾不言语。寒假回家,老杨盯着儿子反复问了好几次,才知道孩子是班级里唯一一个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学生。“别的孩子都用电脑写作业,我家娃娃电脑都没有,是不行。”老杨也没钱,后来是杨利民的舅舅给孩子买了一台电脑带去学校。今年7月初,正值同济大学期末考试期间,老杨接到儿子班主任的电话,班主任反映孩子成绩还是不行。7月10日,老杨给儿子打电话沟通此事,“他当时有点难过的,说自己能力不行,听不懂老师讲的。

”老杨安慰了一句“没事”,就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你在跟谁说话”的声音,电话很快被挂断。此后,老杨再也没联系上儿子。后来经校方、警方多方核对证实了以下两个杨利民出现的时间点:7月15日,杨利民大学辅导员老师官威接到学生电话,知道杨利民回到了寝室;7月16日,监控显示杨利民出现在了学校附近的网吧。“我现在特别特别后悔。小孩在上海读书,我应该给他把学习用品、足够的生活费准备好。”老杨总觉得,儿子是因为经济拮据想要打工,却被骗走了。家属陷“寻人困境”,为何立案难 7月19日,在9天没能联系上儿子的情况下,老杨报案了。他从云南跑到上海市公安局文保分局沪东高校派出所,以“诈骗”的名义报了案。但警方未予以立案。事后,相关民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此事暂时达不到立案标准,无法调取通话记录、银行账户记录等,只能先按照失踪人口查找。

7月16日监控视频中出现的杨利民,即为警方当时查到的线索。“我想不通,他就一个大学生,又不是大老板,他的手机记录、银行账户记录怎么就不能查了?怎么就涉及隐私了?”老杨总是担心,事情越拖越没谱。他最害怕的情况是,一直找不到人,最后在哪条水沟里、荒地里找到已经没气儿的人,“至少各种调查手段都用上吧?” 家属的心情可以理解,令人同情。但同时,根据法律规定,即便失联了两个月,杨利民的事儿也够不上立案的条件。根据公安部下发的《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信息工作规定》的要求,只有失踪现场有明显的侵害迹象的、有证人证明失踪人员遭到侵害的、人与机动车一起失踪或携带大量财务失踪的、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失踪超过48小时的、失踪人员在失踪前与他人有重大矛盾纠纷的、失踪原因不明失踪时间超过3个月的、其他疑似被侵害的等7类情形,才可以登记为“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

老杨产生的一切怀疑和推断,并不具备立案或者登记“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的条件,因此公安机关此前并未予以立案。同济大学也在暑假期间多次帮助联系沟通,并与警方多次沟通。据杨利民班主任称,因他平时安静内向,很少与同学有往来,因此与他熟悉的同学并不多。而暑假期间,学校宿舍楼线路装修,监控不能正常工作,“不能确定他最后待在学校的时间。” 周建刚是一名在云南工作的江苏人,平时热心公益。他在看到老杨托人发布的求助网贴后,主动联系了老杨,帮助他一起寻找杨利民。“云南山村的孩子,你知道他们考一个出来到上海读书有多不容易吗?说丢就丢了?”周建刚资助过4个云南的孩子上学,他告诉记者,这些孩子到了大城市后普遍存在自卑、压力过大的情况,“父母都是山村的,也不懂得关心、安慰孩子,很容易出问题。

” 周建刚参与过不少寻人的事儿,对于警方立案的依据等问题,他心知肚明,“这是一个真空地带,小孩子失踪了48小时可以立案,大学生丢了两个多月却不行。” 周建刚注意到,最近出现了很多大学生误入传销组织最终死亡的新闻,“明明可以在人走丢一两个月里找到活人,为啥要拖到最后在水沟里捞尸体?” 有时候,周建刚甚至觉得,云南勐撒镇的镇政府都来得更有人情味一些。杨利民失踪后,镇政府在全镇范围内呼吁给老杨募捐,捐来的钱悉数交到老杨手上,给他凑足再到上海找儿子的费用。高中老师、高中同学、乡镇领导、村干部,都在为杨利民的事儿四处奔走。部门规定有没有可能突破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杨利民失踪事件与此前多起媒体报道的大学生失踪事件有许多相似之处。

最突出的,也是最令杨家人担忧的,就是此前发生在天津静海的“大学生李文星陷传销组织致死”事件。当时,李文星的家人也是在报失踪时未能得到立案,在缺少查找手段的情况下,没找到孩子,最终被告知“人没了”。而在上海,类似的大学生失踪事件也曾发生过。去年12月23日下午,上海戏剧学院女大学生吴某从学校公寓走出后失踪,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于26日下午接报后受理并开展了大量寻找工作。当时,静安警方专门就“立案”和“受理”两者的区别做了介绍——受理是公安部门对报案情况进行登记受理,但立案要有标准。但是,静安警方此前并没有因为不符合立案条件而停止搜寻女大学生的脚步。参与民警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哪怕只是万分之一的可能,对于当事人父母来说就是百分之百。

” 京师律师事务所刑诉律师王学强告诉记者,尽管按照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公安机关无法对杨利民失踪事件予以立案,但在特殊情况下,应当呼吁报案人在证明亲属关系后,公安机关给予一些“有温度的”人性化管理。“按照规定,要查手机信号等,属于技术侦查范畴,至少要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王学强说,不符合立案规定的情况下,公安机关确实很难操作,但为当事家属提供一些侦察便利并不是完全不可行。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注意到,这份决定了“大学生失踪俩月不能立案”的《公安机关查找疑似被侵害失踪人员信息工作规定(试行)》文件,由公安部刑事侦查局于2005年印发。“我帮助很多人找过人,真的是体制问题。只希望这次能通过杨利民的事儿,再推动下相关规定,能否再人性化一些。

”周建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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