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离婚”存在道德与法律的双重风险


 发布时间:2020-11-23 09:08:53

全国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召开在即,部分代表委员的提案已逐渐公布。记者从民革中央获悉,民革将提交一份关于修订完善婚姻法律制度的提案,提案建议“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当事人,不适用协议离婚”。在现行的婚姻制度与法律中,离婚有两种方式,一是协议离婚,二是诉讼离婚。前者是在双方都达成自愿的条件下的“和平离婚”,因为省去了诉讼程序,相对而言,更简便,也可视为是离婚自由的直接体现。有委员提出“有10周岁以下子女的当事人,不适用协议离婚”,实质上是希望通过限制离婚的自由度,来降低离婚率,以期间接达到更好保护未成年人的目的,其初衷当值得肯定。但这一建议的可行性却值得商榷。提案称,据统计,2002年到2013年,我国结婚登记对数增长了71.4%,离婚对数增长了197.4%,造成该现象的原因为婚姻自由原则被滥用。

近年来离婚率的提升乃至出现“离婚潮”,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确实应该引起各方的关注与重视,其中单亲家庭未成年人的保护问题,就是一个重要议题。不过,提案认为离婚潮的出现主要是缘于婚姻自由原则的滥用,既有夸大之嫌,也不符合事实。要看到,离婚率的上升,是个体权利意识与女性地位的提升,人们对更高质量婚姻的追求等一系列社会主观意识与客观环境变化下的某种结果,而婚姻自由观念受到亲睐,也是这种变迁下的必然产物。因此,将婚姻自由视为是离婚率提升的主要原因,已然是不够客观的,也忽视了问题的本质。这一建议的实际效果,也是有疑问的。协议离婚是指双方感情都不再适合延续婚姻,而自愿采取的结束婚姻的方式。这往往是最简便也是最平和的方式,带给孩子的伤害也相对较小;而如果对这种方式加以不必要的限制,实际上会将更多的人推向起诉离婚。

较之于协议离婚,起诉离婚更多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其中所可能引发的双方冲突反而带给孩子更多的伤害不说,其对于司法资源的消耗也值得重视。可见,“限制协议离婚以更好地保护孩子”的提案目的亦是值得推敲的。当然,在保护儿童权利与婚姻自由上如何平衡,确实需要慎重考虑。但习惯性将社会现象的约束推向强制力,这其实是不足取的。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强调离婚前的矛盾调解与干预,提升对于单亲家庭儿童权利的保障力度。比如作为曾经是全世界离婚率最高的国家,美国除了延长了离婚程序,还推出了“健康婚姻”计划,由政府出资,在社区中建立干预离婚的机制,让人们在申请离婚前、或在申请离婚的过程中,专门机构接受婚姻咨询和培训,起到了较好的效果。两会委员关注到离婚率的上升,体现较强的问题意识,应该肯定。

但是提出以强制力的方式来应对,已然是不足取的。必须看到,离婚率的上升是个复杂的社会议题,简单的归因与强制干预都可能适得其反。而在个体自由与权利保障仍需提升的当下,可能牺牲公民自由与权利的动议,都值得警惕。两会提案也应该坚持这样的现实导向,方能真正体现价值。■朱昌俊。

随着民主法治观念的深入人心及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民众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和知情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社会舆论也纷纷呼吁我国应当适时推进司法公开制度。为回应这一诉求,早在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征询民意的基础上,发布了《关于司法公开的六项规定》。本次,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定》进一步要求,推进审判公开、检务公开,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可见,《决定》对“司法公开”的重申,不仅是将“检务公开”纳入了司法公开的范畴,同时也充分体现出中央对深入司法改革的决心。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首次明确提出 “审判公开”的理念,并对其作出精辟论述:审判应当公开,犯罪的证据应当公开,以便使舆论能够约束权力和欲望。在这一思想的指引下,推行司法公开已成为世界各国推动司法建设、推行司法民主的重要举措。然而,司法公开也需辩证看待。贯彻落实司法公开制度对于推动法治建设固然有着重大意义,但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该制度在运行中所产生的弊端。因此,我们需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使司法公开制度既能实现其应有的价值,也可以削减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消极作用。首先,我们要处理好司法公开与隐私权保护的关系。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涉及个人隐私的案件属于审判公开的例外。毫无疑问,司法公开制度的实施会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冲突。通常认为,个人隐私权是人格尊严权,是一种自我决定、管理私人事务的权利。目前,隐私权作为一项基本的人格权,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较为一致的认同。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规定:“刑事审判应该公开进行,但为了保护个人隐私,可以不公开审判。”因此,在司法改革的进程中,我们不能因为推行司法公开制度,而忽视了对隐私权的保护,将法律对于“公开”的限制随意放开。同时,对于那些公开审判的案件,也要与诉讼当事人做好充分沟通,在当事人不愿意公开的环节中,要采取相关措施、采用相关技术提供“掩护”,以切实保障当事人的隐私权。其次,我们要处理好司法公开与社会舆论的关系。近年来,在一些敏感案件或者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案件中,其审判结果往往会受到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例如,2008年的许霆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在这些案件中,司法似乎成为社会舆论可以任意操纵的玩偶,司法审判的独立性也因此大打折扣。

我们看到,司法公开在使广大民众深入了解司法进程的同时,也会使社会舆论对司法审判造成更多的干扰。社会媒体的报道原本是对司法公正的有力监督。然而,时下很多社会媒体的介入却使公诉人员、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如临大敌”,陷入了“法律”与“民意”难以抉择的境地。在这种办案环境下,很难期待案件能够得到公正审判。值得借鉴的是,美国对于社会舆论介入司法,采取了许多限制措施。例如,在审理案件期间,隔断陪审团成员与外界的联系,甚至禁止其看报、看电视。在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审理过程中,当时的陪审团成员“与世隔绝”长达九个月。这一系列举措,就是为了使审判过程能够免受外界的干扰,体现司法的独立性。美国法学家亨利·朱斯认为:“法官做出判决的瞬间,被别的观点,或是被任何的外部权势或压力控制或影响,法官就不复存在了。法官必须摆脱胁迫,不受任何控制和影响,否则他们就不再是法官了。”因此,在司法公开的过程中,面对“汹涌而来”的社会舆论,我们必须主动疏导;对于媒体的歪曲报导,也要及时做出合适的回应,以此来保障司法的独立性,使社会舆论不再成为干扰司法的因素,而真正起到其应有的监督作用。

毋庸置疑,司法公开制度的实施,可以为社会贡献很多“正能量”。然而,我们在实行司法公开制度、维护司法公正的同时,也要高度重视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问题,使该制度能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削减其固有缺陷所产生的消极作用。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现有的司法公开制度范围有限,主要包括:立案公开、庭审公开、执行公开、听证公开、文书公开和审务公开这六个环节。这和《决定》中提出的审判、检务公开还存在一定的距离。所以,我们要在今后的司法实践中积极探索,不断寻求制度创新,建立起一套能够覆盖公诉和审判过程的 “全面公开”制度。同时,也要引入相关电子技术,为司法公开制度的实施提供便利;还要完善好司法公开的救济制度,为司法公开制度的有效落实提供保障。(刘宪权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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