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拆迁户被人冒名申购中低价商品房


 发布时间:2020-11-30 02:51:21

在柳州市曙光东路,一家药店的老板张先生突然看到,对面马路的居民楼有百元钞票飘落,他捡起几张,并朝楼上叫喊失主。有市民看到此情形拨打了110报警。原来,往楼下丢钞票的是一名1岁多的小女孩。奶奶在家带孩子,把2000元刚领到的退休金放到床上,稍微离开片刻,在床上玩耍的小女孩就拿起钞票玩耍。由于床靠近窗户,小女孩把一张张百元钞票丢到了窗外。听到张先生的叫喊声后,孩子奶奶史女士赶紧下楼。经初步清点,钞票已被小孙女丢下了上千元。史女士捡起了地上的四五张百元钞票,张先生将捡到的三百元返还到史女士手上,但大约两百元被一名路过的电动车手捡走离开。虽然监控拍下了电动车的车牌号,但史女士表示不再追究。

南京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市、区属国有独资、控股(参股)企业从一般商品房地产领域退出的实施意见》,明确了33家市属企业必须在2013年底前完成退出,并公布了这些企业的详细名单。这份《实施意见》中指出,国资投资一般房地产开发“存在着与民争利、滋生腐败、国有资产流失等不良现象”,因此,国资房地产企业“退出一般商品房(除保障房、科技文化地产外)开发领域非常必要”。其中还明确,南京市属33家国有全资、控股房地产企业及参股房地产企业股权必须在2013年底前完成退出一般商品房开发领域工作;77家区属、各功能板块国资房地产企业于2014年6月底前完成退出一般商品房开发领域工作。在上述企业中,买房人熟悉的奥体建设、城开集团、栖霞建设、建邺城镇、雨花建设等房企榜上有名。退出的方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关闭清算、股权转让、业务转型和划转安居集团。

业内人士指出,国企退出的是一般性商品房开发,并不包括保障房在内,南京在建的四大保障房片区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普遍认为,此次清理对南京房地产市场影响不大,不过政府进一步调控楼市、加快国有房企转型的信号明显。(记者 马祚波)。

记者从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区委宣传部获悉,针对日前网民发帖称集宁区检察院工作人员田某及其子因交通事故与人发生争执,殴打对方一事,集宁区相关部门已组成联合调查组,对事件展开全面调查。连日来,一则关于“7.25集宁区集丰桥路段交通事故打人事件”的帖子持续在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上发酵,并配发多张图片,广大网民纷纷谴责打人者。发帖人称:7月25日下午六点,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区集丰桥路口,曹女士驾车与一辆私家别克轿车发生刮蹭,别克车主下车要求曹女士赔偿一辆新车或5000元现金,曹女士随即打电话报警。此时,别克车主打电话叫来几人,包括别克车主的儿子。几人下车后对曹女士拳打脚踢,导致其鼻梁骨骨折,右眼出血严重。后来得知,别克车主是乌兰察布市集宁区检察院一田姓工作人员。针对网上所发情况,中新网记者辗转联系到当事人曹女士,曹女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帖子是围观路人发上去的,描述的情况和当时的一样。并表示不光是自己被打,自己18岁的女儿以及当时执勤的两位交警在拉架时也遭到殴打。曹女士称,目前自己还在住院,医药费都是自己承担。“现在还不能下床,头晕,鼻梁骨也肿的很厉害,眼里出血严重。

” 对于车主的做法,曹女士很不理解。“我当时为躲另外一个车,不小心与别克车发生了轻微的刮蹭,这么小的事至于这样吗?” 针对此事件,乌兰察布市成立了由集宁区纪委牵头,区宣传部、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组成的联合调查组,目前正在对此事件展开全面调查。如网帖反映内容属实,将对责任人依法依纪给予严肃处理,并对调查情况及时给予公布。(完)。

为鼓励药企生产低价药的积极性,减轻患者使用高价药的负担,国家取消283种低价西药和250种低价中成药的最高零售价,生产企业可在西药费用日均不超过3元、中成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前提下自主定价。各省(区、市)价格主管部门应在今年7月1日前向社会公布本级定价范围内的低价药品清单。在我国,基本药物一直实行政府定价,即政府对基本药物的最高零售价进行限制,同时根据生产成本和市场需求进行动态调整。显然,这主要是为了控制患者的用药成本,缓解民众“看病贵”问题。基本药物实行政府定价,正是为了保证医疗的公益属性,或者说,这本身就是医疗公益属性的一种体现。但政府定价也有弊端,突出表现在低价药“降价死”“玩失踪”。譬如,从去年7月起,全国各地出现了甲巯咪唑(抗甲状腺药物)“药荒”问题,而国产甲巯咪唑每瓶100片,售价仅为1元到2元,平均每片1到2分钱。显然,定价超低、药企无利可图甚至亏本,正是低价药“玩失踪”的主因。与其让一些药品保持超低价而出现“药荒”,不如让其适当涨价以保证市场供应,这就是取消低价药最高零售价的务实逻辑,也是“两弊相权取其轻”的选择——有药可买,哪怕价格高一些,总比无药可买要好,治病救人毕竟是第一位的。

有人可能担心,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限价,它们岂不要变成高价药?这种担心其实没有太大必要。一方面,正如国家发改委所明确的,只有日均费用不超过3元的西药、日均费用不超过5元的中成药才被列入低价药品清单,允许其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价格;另一方面,某种药品的价格涨到一定程度,利润较为丰厚,必将吸引更多药企参与生产,在市场竞争的作用下,其价格自然会回归正常水平。也就是说,放开低价药的零售价后,其价格会上涨,但不至于涨到很贵的程度。比如甲巯咪唑涨到每瓶3到5元,仍然是低价药。需要明确的是,既然这些低价药列入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那么保证其供应就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可以通过取消一些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来鼓励企业生产,但要看到,还有一些低价药,因是专门治疗某种疾病的特效药,而这种疾病并不常见,药品的市场需求量很小,即使允许其涨价,药企还是无利可图,不愿意生产。那么,对于这些不能靠市场机制生存的低价药,政府就应拿出财政补贴支持药企定点生产,保证市场供应。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先例:为了解决甲巯咪唑“药荒”问题,工信部和北京市经信委安排1000多万元财政资金用于支持药企技改和生产,至今年1月,甲巯咪唑“药荒”问题已经解决。

一方面通过取消低价药的最高零售价,让药企愿意生产并获得合理利润;另一方面通过财政补贴,定点生产用量小的低价药。前一种是市场手段,发挥“无形之手”的作用,体现了政府对市场的尊重;后一种是行政手段,发挥“有形之手”的作用,体现政府的责任担当。如此“双管齐下”,相信低价药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市场。(浦江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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