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家滩遗址:四周环绕"卫星村" 内外两重壕沟(图)


 发布时间:2021-01-15 02:08:49

考古人员第一次对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同时积累了在中亚地区发掘土坯类遗迹的相关经验。红河古城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坎特镇,红河古城因红河村而得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科学院历史与文化遗产研究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红河古城西侧佛寺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西侧佛寺遗址主要由三个土堆组成,西边一个,东边两个,其中东北部的土堆已发掘过,结果显示它是一处佛殿建筑。本次发掘的主要是位于东南部的土堆。对红河古城西侧佛寺遗址的勘探,是第一次将中国考古学中常用的勘探技术运用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考古发掘中。

本次勘探最大的收获,是搞清楚了佛寺周围的围墙遗迹。围墙主要分布于寺院的南、西、北三面,由于晚期水渠的破坏,未发现东面的围墙遗迹。第一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分布区进行了大面积测绘。结果显示,整个红河古城由内城和外城组成,均呈长方形。外城利用了内城的北墙,将内城包在其中。外城东西长980米,南北宽750米;内城南北长440米,东西宽360米。整个遗址区东西最长1800米,南北最宽1600米,总占地面积约2平方公里。从早期的调查测绘图可以看出,在整个大城的东边,还有一个范围更大的外郭城,现在除北墙还残存一些遗迹外,其余外郭城墙均无迹可寻。

据介绍,本次发掘共布10×10米的探方两个,发掘面积200平方米。从文献记载及现场发掘情况看,该土堆曾被人为发掘过,并将挖出的土堆放在土堆的边缘。遗址主要分为两层,上层为晚期挖掘的二次堆积,下层为倒塌的土坯砖堆积。除部分墙体可以确认外,其余土坯砖均为散乱分布。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和一些砖块,还有少量的钱币、铜耳环、铜片等遗物。初步推断,这些遗物的年代约为10至12世纪,属于喀喇汗时期。此外,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还专门派出文物保护人员,指导现场文物的提取保护,以及对小件铜器的清理修复。在遗址发掘结束后,还对发掘区进行了覆盖保护。

本次考古工作取得了重要的阶段性成果。初步搞清了西侧佛寺遗址的围墙范围,第一次对整个红河古城遗址进行了比较精确的测绘,同时也积累了在中亚地区发掘土坯类遗迹的相关经验。通过发掘,确认本次发掘点是一处建筑基址。(完)。

在那片充满了悲伤的土地上,处处传递着“不抛弃、不放弃”的声音。很多网友呼吁,舟曲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能够借鉴汶川的经验,建立一个博物馆,收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那么,灾害遗址博物馆应该怎么建?在建设过程中又应该注意哪些问题?汶川在建设灾害遗址博物馆方面又有什么经验可资借鉴? 汶川经验 2008年汶川大地震发生之后,为了合理保护地震遗址,为灾区灾后恢复重建提供重要的决策依据,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汶川地震遗址保护与纪念场馆建设规划”咨询项目,并于2008年8月至9月组织了10余位院士和专家对汶川、都江堰、北川、什邡和青川等重灾区进行综合考察、访问,并与当地政府及相关部门座谈。专家组在充分收集已有资料和现场调查研究工作的基础上,召开了院士专家咨询会,对该地区地震遗址选择、保护区布局、保护区规模和保护区建设等相关问题作了深入研究,完成了相关咨询报告。报告介绍了国内外在地震遗址保护及纪念场馆建设方面的主要成功经验,包括:重点突出地震自然现象的科普教育,展示典型活动断层的地质剖面和地表破裂现象;重点选择数量和规模较小的有代表性的震灾中损坏的房屋和设施作为地震遗迹加以保护,而不是将大范围地震毁损建筑物作为保护和纪念馆;将地震遗址保护与教育、科普、旅游有机结合;充分利用高科技手段修建展馆、妥善保护实地地震遗迹,开展地震情景体验活动,将地震灾害所形成的自然景观转换为社会记忆的人文景观,提升地震纪念场馆在人民心中的地位。

报告认为,汶川地震遗址保护建设规划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包括:其一,规划建设的地震遗址纪念(场)馆数量偏多。地震灾区县市政府从纪念和发展旅游的角度出发,提出在各自的区域内建设地震遗址保护区和纪念(场)馆,据不完全统计,已初步规划拟建20多处,其数量偏多,造成保护内容重复,无法突出每一个保护区的保护重点。其二,规划建设的单个遗址纪念(场)馆规模偏大。目前规划建设的地震遗址纪念(场)馆普遍规模偏大,例如汶川县规划将原映秀集镇的一半作为地震遗址保护区,北川县规划将原来的北川老县城和新县城全部进行保护。如果规模过大,需要保护的地震建筑物遗址数量相当大,从而导致保护区内的维护和运行成本过高。其三,对具有典型意义的地震遗址缺乏有效保护。地震后,缺乏对一些有典型意义的地震遗址的有效保护,很多有保护价值的地震遗址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例如具有很高研究与科普教育价值的虹口地震断层剖面由于震后雨季的日晒雨淋使断层剖面大面积侵蚀脱落,断层擦痕变得模糊不清。其四,保护重点不突出,保护类型单一。

世界上几乎所有地震遗址纪念(场)馆都以地震断层活动遗迹为主题,辅以具有典型教育特征或纪念意义的地震损毁的建筑物遗迹。汶川各地的保护区规划偏重于因地震而破坏的建筑物的保护,而缺乏对地震活动遗址和次生地质灾害遗址的有效保护和重视。报告就有选择性地保护汶川大地震遗址,建设有全国性乃至全球性影响的集地震科考、学术研究、科普教育和灾难纪念为一体的汶川大地震遗址纪念(场)馆,提出了可行的建议。上述两个方面,为舟曲灾害遗址博物馆的建设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全程征集,全面参与 汶川大地震后一个月,成都民间收藏家樊建川就利用一个尚待修建的框架性建筑,第一个在全国建起了地震博物馆,免费向公众展出5000多件地震实物。2008年下半年,他又利用一栋已有建筑,开始修建一座永久性的“5·12”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博物馆占地5000多平方米,以日记形式,将大量从灾区收集到的物品,陈设在一处形如废墟的该建筑中。其中,有在灾区使用过的话筒、永远停止在14时28分——地震发生那一刻的座钟、地震中压坏的汽车等。

在灾难发生之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启动博物馆的建设,并将文物征集工作贯穿救灾以及灾后重建的整个过程,这是汶川地震遗址博物馆建设给我们提供的一条重要经验。其二,汶川地震遗址博物馆的建设坚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整合各方面的资源。参与地震遗址博物馆建设的主体,既有政府部门,同时也有民间力量。比如,占地4000多平方米的汶川博物馆是由广州市对口援建的项目;而汶川大地震博物馆则主要由民间力量来建设,该博物馆中许多藏品来自集体和个人的无偿捐赠,如武警成都消防支队使用过的消防车辆和企业家陈光标救援队的重型机械和车辆。另外,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与汶川地震有关的物品,如吴加芳背亡妻回家的摩托车、“可乐男孩”的可乐罐、教师范美忠的眼镜也被收入地震博物馆中。在废墟中被埋36天依然存活的小猪“猪坚强”获救后就一直生活在建川博物馆,体重增加到400斤。注重藏品的全面性与丰富性,是民办博物馆给我们提供的又一条经验。民办博物馆的做法也得到了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张柏的肯定。他在赴四川考察汶川大地震遗址遗迹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工作时表示,在支持非国有博物馆经济运转的同时,要进一步重视和发掘非国有博物馆的社会效益。

非国有博物馆要借鉴百年来国有博物馆发展取得的先进经验,创新管理体制,集社会各方面力量为之服务,充分保护和利用非国有博物馆的大量文物藏品,进一步提升博物馆的展示水平和藏品研究水平。这些经验对于舟曲建设灾害遗址博物馆不无裨益。汪建根。

凌家滩 遗址 壕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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