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日军慰安所旧址拆除被叫停 专家:应慎之又慎


 发布时间:2021-02-23 00:28:10

昨天,上网搜出了发表于1966年2月的人物通讯《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认真读了一遍,想重温一下,为了改变兰考县恶劣的自然环境,提高农业产量,焦裕禄下了怎样的功夫,付出了怎么样的努力。读完以后,脑子里冒出了一个有点冒犯的想法:是焦裕禄聪明呢,还是现在一些官员聪明? 这几天,网上的一个新闻热点,就是江苏阜宁县仿造的世博会中国国家馆。这种劳民伤财的山寨行为受到舆论的质疑是必然的。阜宁县的解释是,阜宁是盐城市下辖的内陆县,与盐城沿海开发的国家战略无关,此外,阜宁也是盐城全市中唯一一个没有高速公路经过的县市;为了改变被边缘化和发展落后的处境,提升地方形象,所以修了这个山寨中国馆,作为本地的地标建筑。

怎样借助这个山寨建筑改变被边缘化的处境呢?阜宁县没有说。估计他们也说不出什么道道来。难道这个山寨建筑一立起来,参观者就不绝于途了,阜宁县就“中心化”了,就富起来了?发展地方经济有那么容易,当年焦裕禄何必吃那么大的苦?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蹲在泥泞里歇息……” 估计很多人读了这一段话,都要问一句:现在还有多少干部,会像焦裕禄那样做?不做实地调查,不深入民间,不能吹风淋雨,下基层也是按照下级设计好的线路走一圈,下雨有人给打伞,这样,所谓决策只能是拍脑袋、拍大腿的产物。

只要一时吸引眼球,只要短期的“政绩”,而不计烧钱多少,美其名曰“创意”,却往往是拙劣的模仿,不动脑筋的懒政;留给大地与人心的,往往是“创痍”。造一个个山寨建筑,想吸引眼球,想创造GDP,想留下政绩,其实已经走偏了。可能有些官员自以为聪明,可这样的聪明只是小聪明,这样的小聪明也耍错了地方。我们需要的是焦裕禄这样深沉厚重的官员,焦裕禄这样真心干实事、为民出苦力的官员。学学焦裕禄吧,真诚地弯下腰来,而不是随便拍一下脑袋就胡乱做决策。

加贝伊发现的建筑群 在罗马东部大约17.70公里的加贝伊,美国考古学家发掘出一座大型石块古建筑群,可能代表着古罗马纪念性建筑的最早成就。该建筑在人造阶梯上延伸,总面积超过2043平方米,与当时一个街区的大小几乎相等。除此以外,它的设计还包括精美柱廊、庭院、绘有几何图案的地面、壁画和富丽堂皇的21阶楼梯。这项发现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为2013年世界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由于美国密歇根大学主持的挖掘工作尚未完成,所以学者还不能确定这座庞大的建筑群到底是公共设施还是私人宅第。不管结果如何,该建筑群在罗马共和国考古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发现。罗马早期文化的形象一般都是从老加图和西塞罗的作品而来,比较朴实,反对奢华之风;此次发现的壮观的建筑遗址却颠覆了这种形象。

如果这座建筑物是个私人住所,那么它的宏大规模将令同时代的贵族住宅相形见绌,甚至比庞贝和罗马城里的建筑还要宏伟。如果这是一座公共建筑物,则会将古罗马纪念性建筑出现的时间大大提前。它的历史比罗马大部分宏伟的建筑遗址更为悠久,可以追溯到公元前350年—前250年左右,比建造于公元1世纪的斗兽场还早了约300年。公元前4世纪,罗马人吸取了罗马城沦陷于高卢人之手的教训,决定以石材修建坚固的塞维安墙。后来,这道城墙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保卫作用。同时期罗马城内外的面貌亦发生了深刻的改变,许多公共和私人建筑都在大约公元前4世纪至前3世纪开始营建。加贝伊发现的建筑群显示罗马人在帝国崛起之前的300年左右已经开始有修建大型建筑的财力和技术。学者对建筑内斜坡上一道挡土墙的石块大小感到讶异,因为当时的国家建筑物一般仍在使用木质支柱和容易腐烂的材料。

该处的石块一个叠一个,每块都有数百公斤重,中间没有任何黏着物。把石块这样叠起来是当时人所拥有的唯一建造技术,因为罗马人在约125年之后才发明用以砌筑建筑的砂浆。(徐力恒)。

“你看现在评的‘十大建筑’,评来评去都是外国人的作品。我们自己做的,哪个能让人说特别好的呢?就说好,也是仿外国人仿得好。” “当我们开始行动时,由我们自己的无知产生了两个惊奇:一是在这片天地里,有这么多的前辈和新秀在努力和富有成果地工作着;二是这个领域的研究经费是如此的窘迫,令我们瞠目结舌。” 中国古建筑系列丛书之“北京五书”近日在北京首发,出资方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群,在这套书的序言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北京五书”包括《北京古建筑地图》、《北京四合院》、《北京紫禁城》、《北京天坛》和《北京颐和园》,详细介绍了北京古都的建筑精髓。它是华润集团与清华大学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共同启动的“中国古建筑研究与传播合作项目”的第一项成果。这次合作也被称为新中国古建筑研究史上最大规模的企业资助,资助总经费有1000万元。

研究者说,对于中国传统建筑研究这样的纯理论领域,这无异于天文数字。这套书的主持者,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王贵祥,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也不止一次地强调,做古建筑历史与保护研究是很寂寞的,但企业支持古代建筑文化乃至整个传统文化的普及和弘扬,在中国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随着经济发展,这样的事只会越来越多 中国青年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朱文一院长在序言里写道,“王群总经理与王贵祥教授,企业家与建筑家十指紧扣。”这次合作会不会开拓古建筑知识普及和保护的新局面? 王贵祥:这是一个好的开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传统文化会越来越重视。企业来支持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在西方国家很常见,现在在中国,总算也开始了。中国青年报:是华润方面主动找过来的吗? 王贵祥:是他们主动。他们想给企业打上中国的烙印,又不想过分张扬,就来找我们了。

我们最后达成默契,用80%左右的经费支持通俗读物,剩下的部分支持我们搞学术研究,出版纯研究的文集。纯学术性的东西,没有经费支持现在很难出版。中国青年报:当初他们找上门时,你们很惊讶吧? 王贵祥:没有什么惊讶的,这是我早就预料到的。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这样的事只会越来越多。在国际上,这很正常,只是中国这种情况不多,因为我们的民族企业大多刚刚起步,还在过分地追求原始积累,没有意识到文化建设比什么都重要。华润雪花更早意识到了这一点。民族企业关注民族文化的传播弘扬,是一个有更长远眼光的事情。中国青年报:你们的合作不会仅限于“北京五书”吧? 王贵祥:他们支持我们5年,每年都会有一套“五书”。今年还将出版“乡土五书”,讲地方的民居建筑,像吊脚楼、湘西住宅、徽州住宅,已经接近完稿了,年底左右会出来。好的书还会出英文版,比如“北京五书”已经在准备了。

中国青年报:这些主题是谁来确定的? 王贵祥:双方一起商量。传统文化是几千年的积累,给大家传播也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市场上一些流行的古建筑通俗读物存在很多问题,一是“天下文章一大抄”,另一方面是知识结构很零碎,没有系统性和原创性。这也是我们介入的一个原因。在清华建筑学院,越是有修养的学生,越喜欢古建筑 中国青年报:我发现,这套书的作者都挺年轻,是“70后”甚至“80后”。王贵祥:对。在清华建筑学院,越是有修养的学生,越喜欢古建筑。纯现代的东西,你可以在不了解历史和文化的情况下做出来,但只有搞历史的才能对事物的来龙去脉说得很清楚。他们受的就是这样的训练。中国青年报:看来梁思成先生开创的这个事业,是后继有人了。王贵祥:实际上,这还是我们的一大难题。国家急需的都是对经济发展有直接好处的人,比如搞化学的、搞汽车的,搞建筑的当然也需要,但需要的都是搞建筑设计的。

过去,国家还支持一些纯研究机构,七八年前还会批专门的经费,但现在没有了。国家不是没钱,而是思想变了——你不产生效益,我就不养你,现在研究机构都企业化了。中国青年报:做古建筑历史与保护研究的人,很寂寞吧? 王贵祥:当然很寂寞。我们这个行业,就是要坐冷板凳。同学们要研究一个课题,不知要读多少本书,然后发掘出一两条线索来,写成文章,留给后人。它没有经济效益,但它创造的是有长远价值的东西。比如我们现在正在修复武当山被毁的几个寺院,修起来就是文物。它的效益是文化传承。中国青年报:这是你们吸引年轻人做这行的地方吗? 王贵祥:我们没有刻意去吸引谁。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如果你急功近利,就不要到建筑史的“门”里来。这实际上是很枯燥的行业,大家都很辛苦,但辛苦半天也没什么经济效益。我们这里集中的是一些对传统文化有修养、有见解、有兴趣的人,还要能吃苦,耐得住寂寞。

我没感觉到哪个新建筑一看就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中国青年报:你这次亲自执笔《北京天坛》。天坛是你心目中最美的古建筑吗? 王贵祥:古代建筑中,唐宋建筑要好看得多,比较飘逸、大方,形态比较美。清代建筑总体来说要拘泥一些、严谨一些,不那么大方。从晚期建筑来说,天坛确实是最好的。它带有那种神韵,不像一般建筑纯粹注重功能,它有某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中国青年报:这种精神气韵是中国古建筑独有的特点吗? 王贵祥:也不能这么说。西方的教堂也很有精神。建筑是一种文化符号,它要说话,要表达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精神。现代建筑也有精神啊,有些就是现代人的一种口号。西方的教堂是基督教文化的符号,中国古建筑也在世界面前彰显了中国文化。依我看,最能体现中国建筑精神的,还是唐代建筑。它有那个大气时代的烙印,有雄视天下的感觉。宋代软弱一些,建筑也走向软弱,就没那么大的气势了,但依然比较华丽。

到了清代,连华丽感都没有了,只是还工整,不飘逸、潇洒,构思上收得太紧,不像汉唐那么放得开。中国青年报:现代建筑中,有能体现我们中国人现代精神的吗? 王贵祥:在北京,我还没看到哪座建筑特别能代表这种精神。中国建筑目前还没找到自己的感觉。你看现在评的“十大建筑”,评来评去都是外国人的作品。我们自己做的,哪个能让人说特别好的呢?就说好,也是仿外国人仿得好。但要说能把外国的东西吸收过来,用中国文化传承做出一个新东西的,大概也只有贝聿铭,他做了一些比较好的尝试。我们做的一些仿古建筑,我也不满意。我们还没机会和能力去创造一个全新的东西。这是需要大师的,他们要在建筑修养、理论修养和文化修养上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现在的建筑师,大多过分地被眼前利益牵扯,他们的眼睛总是盯着外国那些前沿的东西,很少能关注中国自身的文化财富。中国现代建筑这十几年,在材料更新、形象变化上,跟世界的距离越来越小,建筑的形象上一点都不差,但特别缺乏原创性。

我没感觉到有哪个新建筑一看就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中国青年报: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您也没感觉吗? 王贵祥: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也有点中国味,但不是我喜欢的。中国文化是非常内敛、含蓄、有张力的,不是那种暴露肌肉的感觉。至少,那种赤裸裸的红是不对的,让人受不了。表层、外向的东西如果被过分彰显,就没有了中国建筑的飘逸、潇洒、含蓄和包容。我当时看了中国馆以后,感觉是,哎呀,怎么像霸王龙一样?干吗非要那么彰显?而且整个馆区都是比较舒服的灰调子,突然跳出一个红颜色,感觉就像老子天下第一。不是说用了中国的符号就一定能体现中国精神,你得领悟中国建筑的内在美,把它最美妙的那种东西用现代建筑语言表达出来,不是简单地把中国元素放大。像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苏州博物馆、香港的中国银行,都非常好。它们一看就是东方的,又是现代的,一看就有神韵在里面,而且非常含蓄。

中国青年报:我看了《北京古建筑地图》,相当多的古建筑在现状一栏写的是“不详”。这是怎么回事? 王贵祥:有些东西拿不到啊,它不让你进去。很多院落、四合院,都是官员住着呢,进不去。你知道那里有东西,但想照一张照片也照不到,只能“不详”。(记者 黄冲 实习生 佟大伟)。

海乃家 建筑 慰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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