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现实题材剧为何跑偏成偶像剧?(图)


 发布时间:2021-02-23 01:02:03

放眼世界,怕是没有一台晚会能如央视春晚这般,播出前,猜测不断;播出时,收视过亿;播出后,余响不绝。这不,今天打开各大网站,都有关于春晚的调查。新民网的调查显示,有多达73%的网友给的分数是“不及格”,其他门户网站的调查评分,也很低。或许,网友的人群构成与电视观众有些差异,但观众普遍对央视春晚感到失望,却是不争的事实。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广告植入太多了。我倒觉得,春晚最大的问题,是缺少了对现实生活的关切。整台晚会总体上,在回避现实,有的节目,甚至在歪曲现实。比如赵本山的小品《捐助》,让被捐助者拎着普通人根本喝不起的名酒去给捐助人送礼、磕头,不仅严重伤害了被捐助者群体的人格尊严,也严重歪曲了现实。

去年,赵本山的小品名为“不差钱”。春晚差钱吗?看看那越来越豪华的排场就知道了——那么多人伴舞、那么繁杂的舞台、那么晃眼的灯光。但是,有什么节目给人留下回忆呢?究其原因,就是节目缺少对现实的关切,缺少直指人心的力量。其实,关怀现实,切中时弊,本身就是春晚的好传统,回想那些至今让人津津乐道的经典节目,如《宇宙牌香烟》、《超生游击队》、《打扑克》《警察与小偷》等等,不都是以针砭时弊见长吗? 婉拒春晚之邀的周立波,春节推出了“一周立波秀”节目,尽管有着包装过度、广告过多的毛病,但仍颇受追捧。这个节目最难得的优点,就是以2009年新闻为创作核心,就是针砭时弊。

此外,曾经有人把2009年部分官员的“雷人话语”编成了很绝妙的小品,还公开见报了。这样的思路,这样的创意,并不像马未都先生的文章一样有知识产权,春晚为什么不用呢? 江砚。

以同情的理解的悲悯的眼光,打量乡村,书写乡村,将现实题材以审美的方式融入文学,作家付秀莹的长篇小说《陌上》一经推出便赢得文学界的广泛认可,被认为是乡土叙事和现实题材的新范本。“《陌上》接续中国田园牧歌式文学的传统,用传统的笔调,描绘出今天中国乡土现实在时代洪流中发生的巨大变化,同时也继承了鲁迅乡土小说的启蒙传统,批判现实,在继承中又做出了改造和变化。”近日,在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的付秀莹长篇小说《陌上》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说。《陌上》是付秀莹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华北平原上“芳村”在时代巨变中的精神变迁。小说以散点透视的笔法,勾勒出一幅乡土中国的精神地图,细腻地描绘了乡村各色人物独特的生命体验,呈现出一种中国传统的美学风格,冲淡平和的气韵中,也暗藏着雄奇的狂野气势。全书30万字,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近日荣获第三届施耐庵文学奖。付秀莹还原了乡土小说中许多被忽略掉和遮蔽掉的元素,比如节气、时令、风景、人情世故等,体现了作家对文学本质的深刻理解。

吴义勤评价,《陌上》是从文学本身出发,而不是从一个宏大主题入手,从生活细部切入,以同情的、理解的、悲悯的眼光,打量乡村,书写乡村,将现实题材以审美的方式融入了文学。付秀莹说:“乡土题材与文学的审美,有一种天然的本质联系,作为从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虽然已离开故乡多年,我的精神永远眷恋乡土,那是我精神意义上的故乡。” 文学评论家王干认为,《陌上》的思想之源、艺术之源、文化之源可以上溯到中国古典名著,比如《红楼梦》《水浒传》等。付秀莹在乡土叙事和现实题材创作中,寻找到了新的出路和新的风格。站在新时代的乡土高地上,经历了从温暖到雄奇到狂野的转身和蜕变,抒写出在大时代中爱恨交加、悲喜交集的复杂难言的历史情感。评论家梁鸿鹰指出,付秀莹对语言的精雕细琢,以及无线延展的网格状结构,使得作品呈现出清明上河图卷轴般的精美,没有开始,没有结尾,它展现了一个美妙的悠长的过程。这是一部抒情长卷,也是一部叙事长卷,代表了中国乡村文学中新的突破。

(完)。

当下,电视剧荧屏上翻拍现象颇具声势,被媒体冠以“红色偶像剧”的《敌营十八年》作为2008年末大戏,又有上百集的续集等着,引起了各方关注。该剧采取了“革命斗争”+“偶像言情”的创作模式,努力迎合着年轻观众的审美。然而,从已经播出的第一部来看,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剧中江波与三位不同身份女性的情感戏太重,且关涉他一次次完成重大任务。身处血雨腥风中,男女主人公的对白却是偶像剧式的,观众大笑、进而“出戏”,加之表演不乏青涩、失度,整部作品多少有似一场穿着革命外衣的“言情游戏”。近年来,各种名目的偶像剧称谓不时见诸报刊网络,如大获成功的《恰同学少年》和《血色湘西》就被先后打上过“红色偶像剧”的标签。并且,大凡与青春有关的电视剧都被归入了“偶像剧”序列,衍生出多种子类型偶像剧,如古装青春偶像剧(《还珠格格》)、如民国青春偶像剧(《金粉世家》)、如怀旧青春偶像剧(《血色浪漫》)、如军营青春偶像剧(《士兵突击》)等等。一时间,似乎所有和青春题材沾边儿的电视剧都可以装进“偶像剧”的大筐中。在林林总总的偶像剧称谓中,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偶像剧似乎可以不断地拓展其内涵和外延,二是在偶像剧与“青春”题材之间划上了等号。

其实,这两点都存在问题。其一,经过十年的改造更新,当下很多青春题材作品与日韩偶像剧及最初的模仿之作已相去甚远,增加了太多的精神新质与审美元素,这远不是“偶像剧”所能涵盖的,继续沿用偶像剧名称必然导致名不副实;其二,青春母题或题材可以有多种表现手法,尤其是红色青春故事,不一定非得走偶像剧模式。当下的所谓“泛偶像剧化”的提法,不仅会使偶像剧类型被无限泛化和滥用,也势必忽略和遮蔽红色青春剧创作业已积累的审美新质,还会因先入为主的偶像剧模式进而桎梏红色青春剧创作中的精神提升与审美创新。“红色青春故事”区别于一般的青春偶像剧,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问题或归类问题,也非书斋中的概念演绎,而是为适应创作的发展和实际所进行的已显滞后的学理廓清。它直接关系到该类创作的类型特征和价值基点,即当代人如何看取中国现代史上那段血与火的革命传统,如何以当代人的精神视野表现那一代人的红色青春与理想情怀。事实上创作观念的偏差已然影响到如何处理和把握该类题材的精神向度和审美取向。无庸讳言,当下的某些创作多少存在着以所谓的商业卖点(因其浅薄而无法打动人心,实际并不能转化为成功的卖点)取代价值基点的不良倾向。

立足中国革命历史传统的红色青春剧,在题材类型上与革命历史题材剧的伟人先烈叙事、军旅英雄叙事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也更受制于这一类作品的创作规律。比如在精神指向上是集体本位的,主题更为主流化,着重表现战火中的青春、英雄气概和传奇色彩等等。《恰同学少年》即是其中成功的范例。该作品吸取了偶像剧在形象上、服饰上的时尚元素,但它并非作品的魂魄,而是适应年轻人审美品味的一种通俗化和商业化包装。爱情戏——这一偶像剧的核心元素在此剧中的份量也不是胸怀大志、为国为民这些精神内涵所能比拟的,即使是《血色湘西》这部更像偶像剧的红色青春剧,精神指向在后半部分也由个人情感转到了民族大义。应该说这些成功的红色青春故事恰是比较好地把握了该类创作的价值基点。如果把该类创作简单地概括为“红色”的“偶像剧”,必然是一种舍魂魄而就皮相的理解和定位,极不利于这些成功之作创作经验的总结和推广。再如,2007年的《士兵突击》本是一个典型的“英雄成长”的故事——一个普通甚至有些迟笨木讷的士兵如何成长为了特种兵王。剧中没有爱情戏,本不具备偶像剧的基本元素和特征,但也被拉进“偶像剧”之列,实在是牵强附会的。

“伟人”、“英雄”与“偶像”三个名词之间虽然在特定的场合可以混用,如“青年毛泽东等那一代伟人就是当代年轻人心中的偶像”或“许三多这个平民英雄就是新时代年轻人的偶像”,但此“偶像”已非都市言情剧中的“偶像”,而更多带有“英雄”和“精神榜样”之意。同时,由这种语义的转换而想当然地得出结论,认为凡表现伟人或英雄的青年时代就必须是沿用偶像剧表现模式,就更加荒谬了。在叙事模式上,红色青春故事可以以描述历史事件见长,从中将伟人、英雄的青少年时代的风采、志向生动地表现出来;也可以是“任务完成型”,即主要表现英雄完成某一特定任务的艰难曲折,从而塑造出鲜活的人物形象及其意志品质;还可以揭示人物生动的精神成长历程,展现困境中的人性挣扎与坚守……这一切都可以将红色青春故事讲述得风生水起、精彩纷呈,艺术驰骋的天地广阔而深邃,岂是束缚在偶像言情的狭小格局中可以相比的? 红色青春故事是中华民族现代史的宝贵革命传统和精神财富,是大有可为的创作富矿,其精神内涵和价值基点不是偶像剧所能涵盖的,它对提升民族凝聚力和年轻人的民族情感认同等都有着比历史教科书更大更生动的影响力,其价值基点更为主流化和民族化,是一个有着巨大生机和发展文艺观潮潜力的电视剧子类型,对提升电视剧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有很大裨益。

戴清。

现实 题材 偶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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