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响作品《锦绣天府》惊艳亮相广州星海音乐厅


 发布时间:2021-02-23 00:35:54

阿来回忆道,自己当初写这部书,是在电脑上练习五笔字型时“顺手”开始的。《尘埃落定》累计印刷一百多万册 入选教材影响青少年 当年,《尘埃落定》曾被多家出版社拒绝,直到1998年3月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讲述了康巴藏族的故事,用诗一般语的言叙述康巴藏族土司制度在崩溃前的最后幻象。小说并不囿于民族题材,其中涉及到的权力、英雄、宗教、信誉、仇杀、爱情等话题都具有现代意义。这部小说出版后,在当时纯文学阅读低迷的环境下引发强烈反响,获得各界好评。2000年,众评委以全票推选这部作品荣获中国长篇小说原创作品最高奖——茅盾文学奖。

自出版至今,该书已被翻译成30多个国家语言出版,印数达一百多万册。2002年,《尘埃落定》入选教育部新课标必读丛书,也是当时茅奖中唯一入选的作品,对青少年阅读产生很大影响。阿来:为练五笔字型顺手写《尘埃落定》 阿来在谈及自己的文学经历时表示:“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在上中学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作家’这个词,也不知道文学。”阿来最开始接触文学是在放羊的时候。当看到路边报纸上的《沙家浜》时,让他感到“和学校里念的语录不同,字和字有不同的放法,放好了会非常舒服”。阿来说,自己从事文学,更重要的原因是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因为上正规的学校少,原来没有条件。

之后自己又最怕考试和填表。因为害怕考试,所以他想换一种方式。而阅读和写作都是很好的学习。在小说的形式和语言价值上,他坦言自己有很强的“游戏心理”。谈到《尘埃落定》的创作,他说自己当初在286电脑上练五笔字型,练着练着想顺手写点东西,于是就开始写这本书,没有受到任何启发,中间甚至还停了两个月看世界杯足球赛。在《尘埃落定》获得茅奖后,阿来曾为颁奖礼准备了题为《随风远走》的演讲辞。可惜当天下起小雨,于是就只是简单表达了感谢。此次在纪念版的后记中,阿来透露当时想告诉大家:“我认为一个作家一生会写很多本书,就像过去时代的父母,会生养好几个孩子。

像我这样的写作者能保证的,只是在这一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倾尽我所有的力量,无论是对作品外在的形式优雅美感的追求,还是内在的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探寻,都会本着向善的渴望,往着求美与求真的方向作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当这本书写作完成,进入出版与流通过程时,写作者对于它们的命运就无能为力了。” 《尘埃落定》之外的阿来作品:《空山》可能更雄伟 曾参与出版《尘埃落定》的出版人回忆说,当时宣传这本书的定位就是“当代经典”。与会专家也就这一话题展开研讨。著名文学评论家白烨说,当时就认为《尘埃落定》是可以比肩世界水平的作品。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也表示,《尘埃落定》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作品,《空山》也是一部大作品,可能更为雄伟。

现在对《空山》的评价、认识还是很不充分的。这也表明,对当代文学作品需要有一个不断认识的过程。阿来表示,在《尘埃落定》之后,《空山》和《格萨尔王》不再“受宠”,一个重要原因是自己没有按照写作畅销书的路数,在熟悉的地盘上重复制造。“我想,不管市场提出怎样的要求,比如假批判现实之名行黑幕的窥视;比如借想象之名而逃避沉重的现实去致远致幻,我的写作之路已经选定,我还将在自己的道路上摸索前行。”他如此写道。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黄专:我想改变中国人看政治的方式 在天安门挥动花束也许是容易的,但是思考这个国家需要什么也许更难 本刊记者/杨时旸 (发自深圳) 摄影/陈以怀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是一个疑似深圳版798艺术区的地方,充满着小资情调的咖啡馆、布艺环保家具店和偷偷摆Pose拍照的时尚男女。这一切的旁边,有一堵涂抹成朱红色的高墙,在故宫红的底色上印刷着:国家遗产——一项关于视觉政治史的研究。它和周围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反差,让原本并无太多趣味性的主题吸引了众人驻足。这是一个典型性中国当代艺术展览。

这堵红墙背后的两个展厅里,摆放着王广义、曾力、卢昊、隋建国和汪建伟五位艺术家的作品,作品中充满了代表这个国家和政治的缩略符号。展览曾在5月份于英国曼彻斯特展出一次,除作品外,另有巫鸿、赵汀阳和汪晖三位学者的论文。文本与作品一起构建了中国视觉政治史的图景。策展人企图从工业、政治、城市、文化等角度探讨国家视觉遗产中的意识形态、精神价值及权力符号的意义。第一展厅的一侧是艺术家卢昊用有机玻璃复制的北京城门,这些小小的城门被丝线悬挂起来,下面摆放了一张北京现今的地图,而城门所对应的现实建筑早已被彻底拆除,那些有机玻璃的物件像幽灵般游荡在地图上方。

在另一侧的空间里,是艺术家隋建国的影像作品《大提速》,三年前,这个以《中山装》雕塑著称的艺术家将13台摄像机摆放在北京环铁艺术区,将高速通过的列车以及周边环境摄录下来并搬进美术馆,环铁——一个用来为中国铁路提速进行实验的场域,艺术家以此反思中国在追求高速度背后的价值。再向展厅里进入,就能看到一个犹如脚手架一样的、骨骸般的看台。这是汪建伟的作品《观礼台》。现实中的观礼台是一个位于天安门城楼下方的独特建筑,它与天安门并非一体,但却始终藏匿其中。艺术家曾于天安门广场采访,受访者大都不知道观礼台是建国后才动工的建筑。

这个为观礼所设的平台隐藏着权力的内在张力。在曼彻斯特展出时,汪建伟是以多媒体方式呈现,观众可随意将之在电脑中与任何建筑拼贴,以产生庄严或解构的效果。这一次,汪建伟以冷静的方式,将其做成实物,放置于展厅。展览开幕时,国庆六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刚刚落幕。如此的时间安排让观礼台以及其他作品中都承载了另外的背景。将这些作品纳入“国家视觉遗产”这个大主题的,是策展人、艺术批评家黄专。和大多数展览相比,在这个展览中,黄专更像一个总导演。他将参展艺术家作品中的某一面抽取出来,再把另一面打磨掉,然后为自己的主题所用。甚至,他要求有些艺术家放弃作品原本的呈现方式。

王广义与曾力就如此。在大展厅的对面,是另一个狭长的展览空间。进门后,一辆破败的老式汽车的翻模停放在眼前,背后是毛泽东和另几个人的合影。那辆车的车头上有一条显眼的中国龙。王广义的这件作品名为《东风-金龙》,被还原的这辆车是一个孤本:50年代,工人们为毛泽东特意手工打造出的唯一一辆镶有金龙的座驾。原作品还包括模特与音乐,王广义企图用嘈杂的方式反映消费主义的影子,但在这次展览中,那些花边都被黄专削去了。他要求的是“客观的态度和冷静的呈现方式”。这辆汽车的背后是满墙的照片。曾力进入曾经著名的三线企业水城钢铁厂记录了这个特殊企业的兴衰悲喜,冷色调的画面中满是耸立的烟囱和衰败的厂房。

在黄专的要求下,艺术家曾力降低了对像素的苛刻要求,去除了照片外框,以纯粹视觉文本记录的方式挂满了三面墙壁。作为策展人,黄专企图将视觉线索深入到国家和政治的深处。在充斥政治符号的中国当代艺术丛林中,怎样才能用已经泛滥的符号结出一个具有反思性价值的果实?在展览后的研讨会上,黄专和其他学者一起探讨视觉政治与权力的表现。整整一天的研讨会后,黄专坐在记者面前有些疲惫。穿着黑衬衫戴着黑框眼镜的黄专有着浓厚的学者气息。他表示,“这个展览,我没想得出什么结论,我想的是引发讨论。”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展览最初的策划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和现在呈现的结果差别大吗? 黄专:2006年文化部在准备圣保罗双年展的国家馆,要我作为策展人出一个方案。

我当时出了一个比较初级的方案,和现在的还是有变化。比如隋建国的作品最初是没有的。那一年的总策展人对我的方案也很感兴趣,也见面谈了。但是他们有规定,凡是已经参加过的艺术家就不能再参加了。后来在曼彻斯特做成了这个展览。中国新闻周刊:双年展的国家馆是有政府背景在里边的,你的这个展览里这些政治符号都很微妙,当代艺术圈也把这些用得很泛滥。无论于艺术还是政治,这都是个很有风险的事情。黄专: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风险。我说风险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中国当代艺术用了大量的政治符号,但是使用政治符号有很多复杂的背景。有的是意识形态背景,有的是商业背景,比如画个天安门就好卖。

所以,你还是去做一个这样的展览的时候,很多学者听说这个展览之后就不感兴趣,有被人家误解的风险。第二个是,政治怎么看待的问题,反而这个不是现在主要的问题,政治也有其标准。我们的这些作品也没有触犯什么。中国新闻周刊:你把这个展览放到10月份,国庆之后,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吗? 黄专:真不是故意放在这个时间的。这个展览原本是放在9月份展出的,但是我们展馆的灯出了问题,就往后推了。有人问是不是献礼,我说不是献礼好像也不对。更深刻一点说,我觉得这个国家不但需要感情的祝贺,更需要思想的礼物。说如果国家只需要一些感情的礼品,那这个就不算;如果他真的觉得这东西可以引发人们对中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需要什么精神这个事情的思考,那这就是礼物。

中国新闻周刊:这个项目中,除了展览还有三篇学者的论文,是对这个展览主题的阐释。文章是对于作品的支撑吗? 黄专:这个展览只是项目中的一个部分,主要还是这个文本。文本上讲,说得好听的,我们是采取了客观的态度,说得不好听的就是模棱两可的态度。所以我说,这个不是策略,而是我就希望对这个项目保持一种相对中立的态度。我在选艺术品的时候,有些政治符号太强烈了,哪怕符合我的需要我也把它剔除;有艺术家也牺牲了很多,比如曾力的作品牺牲了像素等等。但是风险还是存在。更大多数的观众和官方没有了解的话,就会有一些误解。文本是解释,但是视觉的东西,过度解释也不对,没有解释也有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如果把背后的文本和解释都去除掉,作品和主题还是否立得住呢?你承认这次你更像一个总导演,而艺术家是你拿过来用的工具? 黄专:作品还是有它自己的美学。比如像卢昊的作品,上边的有机玻璃城门像幽灵一样是越来越升高的;隋建国的录像作品在技术上其实也是很有难度的。这次说我是总导演,我承认。艺术家确实牺牲了自己的一些独立美学和逻辑。但是他们也得到了作品中本来没有的背景。中国新闻周刊:你所营造的这个主题是在探讨视觉符号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有观众认为你刻意把整个环境做得很有批判性和荒诞性。黄专:观众这样观看也正常,但是我不想只有一种单一的观看方式,特别是在读了我们的文本之后。

现在我们来探讨所谓举国体制等等权力问题所处的处境就比较复杂。80年代我们讨论这种问题,就是个立场和站队问题。冷战时期,民主的优点和专制的缺点都在那,很简单的两分法。但是现在不能这么看了,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没有错,但是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简单的伦理立场。中国新闻周刊:你想呈现的是一种复杂性? 黄专:对,复杂性这个词非常准确。如果说这个展览有什么目标的话,我们是想体现艺术家的批判性的情感。原来对政治都是非此即彼,但在这个时代我们会丧失判断力。最终我还是想改变中国人看政治的方式。中国新闻周刊:你为什么早些时候说,你选的这些艺术家都是爱国主义者? 黄专:实际上爱国主义也是一个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词。

这时候说爱国主义,最容易引起“右派”的反感,把爱国主义狭隘化,当做民族主义。这些艺术家是真正思考中国的。在天安门广场挥动花束的是爱国主义,在这里思考的也是爱国主义。我使用的词,都是在这个时段容易引起误解的,也正是误解能让人们想更多的东西。在天安门挥动花束也许是容易的,但是思考这个国家需要什么也许更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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