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元宵节就是中国古时的“情人节”


 发布时间:2021-05-04 22:46:01

毕加索代表作 《两个小孩》被来自中国的大连万达集团以2816万美元 (约合1.7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拍得。这是中国企业迄今为止购买西方顶级绘画作品最大的一次手笔。1.72亿 毕加索的这件油画作品创作于1950年,是毕加索风格成熟期的代表作,画中人是其当时3岁的儿子克劳德和1岁的女儿帕洛玛。根据相关资料介绍,从当年这件作品完成到毕加索去世后,该画都一直悬挂在毕加索工作室的显要位置,是毕加索本人非常心爱的作品。而人们熟悉的那张 《和平鸽》,则是毕加索在 《两个小孩》的同一时期创作的。此次万达集团虽然豪掷2816万美金,却被认为是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下的一次 “捡漏”。在竞拍前,万达经过西方美术史专家的研究,确认这件作品是毕氏风格成熟和创作巅峰期的精品,其艺术价值不逊于那张著名的 《拿烟斗的男孩》。而《拿烟斗的男孩》曾于2004年以1.04亿美金的成交价,创造了当时世界绘画拍卖最高纪录。随着万达高调大手笔购买西方顶级艺术品,导致市场人士纷纷猜测,以前一直全力关注和收藏中国现当代绘画的万达集团是否会就此转向?竞拍成功后,万达艺术品收藏负责人郭庆祥表示: “万达集团艺术品收藏历来关注我国优秀艺术家的创作,以及具有艺术独创性和时代性的绘画作品。

随着企业国际化发展的要求,企业文化也需要国际化视野的拓展。这次收藏毕加索代表作,是我们收藏世界级艺术家作品的第一步,今后我们还会继续收藏不同风格的艺术品,同时继续挖掘国内具有独特原创性的艺术家。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拿出我们收藏的中国现代最优秀的艺术作品和毕加索等西方名作一起办联合画展,让大家欣赏艺术创造的永恒魅力。” 万达此举,意味着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实力藏家对于西方优秀艺术品的关注,终于浮出了水面。随着国力增强,中国买家借此跃上了国际艺术品收藏的大舞台,中国企业进军国际市场的同时,也启动了进军国际艺术品市场的步伐。(詹皓)。

中国电影史的泰斗级大家李少白先生猝然离世,享年84岁,李少白先生生前曾撰写大量理论文章及书籍,梳理了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体系完整规范,资料翔实,是目前中国电影史研究和教学的重要书籍。其中他与他人合著的《中国电影发展史》至今还是国内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电影的通史性著述。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的李镇发表微博,痛惜于李少白先生离世的同时,也表示“少白先生一直期待看到他的口述历史单行本,因各种原因,此书在我这里迟迟未能编完,我深感内疚。” 人生 一代宗师 桃李满天下 李少白1931年7月1日出生于安徽太和县的一个偏僻乡村,父亲是皖北一带有名的医生,其刻苦、严谨的治学态度对李少白产生很大影响。

1949年李少白弃学从军,1950年被分配到重庆西南大区影片经理公司工作,那时公司除放映国产片和苏联片外,还接收了大量美、英等影片,这样使李少白对影片有了比较广泛的接触,开始了对电影的学习和钻研。1951年底,他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谈苏联影片〈起死回生〉》,从这时开始,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影评文章,撰写了大量关于《罗马11时》、《马路天使》、《起死回生》等国内外影片的评论文章。1958年,他在中国电影协会电影史研究室,参加了由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第一、二卷)的编写工作,于1963年问世,影响深远。此后,李少白着意于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研究。

1978年后,其文章《谈影片故事性》、《论电影人物形象塑造》、《中国电影历史及理论》与著作《影心探赜》、《影史榷略》等均有很大反响。2006年7月主编了《中国电影史》,梳理了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而除了学术成就外,李少白还桃李满天下,培养出一批当今电影史学界的中坚力量,他是中国第一批电影学硕士导师之一,也是我国第一位电影学博士生导师。他的学生有钟大丰、陆弘石、鲍玉珩、陈犀禾、高小健、李道新、丁亚平、石川、虞吉、赵小青、秦喜清等等。这些学生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上海大学、西南大学、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以及海外研究机构等电影学术重镇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很多已成为各机构学术带头人。

追念 世事艰难 从未负光阴 上海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戏剧学院博士生导师石川曾撰写《记我的导师李少白先生》一文,在文章中,石川回忆说两人的第一次见面是1998年3月15日,“当时的前一天,也就是3月14日,北京电影学院老院长沈嵩生因病猝逝。李老师与沈院长是多年故交,心里有说不出的惋惜。他一到上海,就嘱咐我带他去附近的邮局,要给沈院长夫人葛德老师发唁电。我想,李老师旅途劳顿,不必再跑一趟,便请他先起草一个电报稿,由我到邮局去代发。可李老师不肯,非要亲自去。我们只好先到宾馆安顿下来,午餐过后略事休息,再搭乘出租车去邮局给葛德老师发了唁电。

” 石川说,在外人看来,李老师主业是中国电影史,但实际上,他对一般文艺理论和社会哲学命题也颇有兴趣和心得。李少白老师告诉石川,自己一生中读书最多、最勤奋的时期,是‘文革’在干校那几年。“那段时间,他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尽管世事艰难,倒也未负光阴。从古典哲学的康德、席勒、黑格尔,到马、恩、列、斯、别、车、杜,大多比较系统地读过。现在再读西方马克思主义论丛,等于把旧学新知连成一片。这样,就能让自己的知识版图,不断开疆辟土,过去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也会随之慢慢清晰起来。在李老师看来,这恰是读书的乐趣所在。” 反思 时代作品 剖析潜意识 李少白写文章,大多是从看资料开始。

边读边写,勾勾画画,剪剪贴贴,反复斟酌,反复修改。有时候,一篇稿子完成,稿纸看上去就像一件和尚的袈裟,补丁重补丁,厚厚的一叠。李老师不无自豪地说,他写文章就是“剪刀加糨糊,中看又中读”。而谈到那本影响深远的《中国电影发展史》,李少白常说,这本书现在之所以还被人经常提及和引用,最主要是因为它的史料,而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观点和结论。关于这本书的评价,他比较赞同电影学院陈山老师的说法,那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部“官修正史”,无论今人对它是褒是贬,都离不开对这一根本属性的认识。作为此书的作者之一,如果今天再回过头去评价当年的历史写作,李老师会说,有一点让他自己无法释怀的是,《发展史》的字里行间,似乎处处渗透着一种“成者王侯败者寇”的历史潜意识。

尽管这种写作逻辑可能更多来自那个时代,而不是三位作者个人,但因为有它的存在,使得这部史书的许多具体结论,显得时代痕迹过于凸显,而难于再让后来的读者接受。石川写道:“李老师讲这些话时,通常是坐在客厅的大沙发上,面部表情松弛,语气语调慢条斯理地娓娓道来。几乎很难让人察觉,他所谈论的这些话题,其实都是关乎对他自己以往学术成就的一种剖析、批评和反省。假如没有充分和长久的自我审视和学术拷问,想要做到如此气定神闲,云淡风轻,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也见过另一些学者,每每气喘吁吁、脸红筋胀地为自己辩护,对于质疑和批评者的挑战,也往往情绪激动、肾上腺素过度分泌。

两相比较一下,什么叫做‘学养完粹,道味盎然’,也许就能一目了然了。在李老师看来,这不仅是一个学者应有的胸襟和气度,也是他所应该秉持的学术理性和思辨品格。” 文/本报记者 肖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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